From Evidence to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Discontinuation of Patient Contact Shielding in Paediatric Radiography.

7581名病患僅0.4%質疑取消防護具政策，五個月後屏蔽要求降至零。澳洲兒童醫院近期廢除數十年的接觸性屏蔽常規，團隊導入行為理論將新證據轉為實際作為，證實移除防護具並未引發預期中的強烈抗拒。

澳洲第四級兒童醫院廢除數十年防護屏蔽常規

幾十年來，在放射攝影過程中使用鉛衣等接觸性屏蔽來保護病患，一直是全球醫療機構的標準操作程序。這項常規始於二十世紀中葉，當時的X光設備輻射劑量較高，且醫學界對於輻射可能造成的遺傳效應抱有高度疑慮。當代理論與最新臨床證據卻明確指出，這項作法在現代常規臨床實踐中已經失去支持基礎，甚至可能帶來反效果。推動這項觀念轉變的核心關鍵，在於現代數位影像設備的運作機制與過去已經有了天壤之別。

醫療科技的演進讓現今放射攝影所需的輻射劑量大幅降低，使得屏蔽所能提供的額外保護變得微乎其微。同時，臨床實務發現，防護屏蔽若放置不當，極容易遮蔽關鍵的解剖構造或病灶，導致病患必須重新接受一次掃描，反而增加了總輻射暴露量。此外，屏蔽物還有可能干擾現代設備的自動曝光控制系統（AEC），促使機器誤判並自動提高輻射輸出。為此，澳洲一所第四級兒童醫院的醫學影像部門決定採取果斷行動，全面停止所有病患接觸性屏蔽的使用。

執行這項政策絕非易事，因為它直接挑戰了醫護人員、病患與家屬心中根深蒂固的輻射安全觀念。傳統上，看見厚重的鉛衣往往能為家屬帶來心理上的安全感，尤其在兒科領域，家長對於孩童的保護心態更為強烈。院方深知，單純依靠公告最新醫學證據，並不足以改變數十年的臨床習慣。必須有一套具備理論基礎的實施策略，才能在不引發醫病衝突的前提下，平順地推動這項重大的操作常規變革。

導入 COM-B 模型與 TDF 框架推動變革

改變長久以來的習慣需要系統性的策略，專案團隊因此引進了 COM-B 模型（探討能力機會與動機的行為模型），以此作為推動政策落地的核心架構。這個模型主張，任何行為的改變都必須同時滿足能力、機會與動機三個條件。為了進一步解析這三個面向，團隊同時採用了 TDF（識別行為改變障礙的理論框架），用於精確識別在醫療現場推動行為改變時，可能會遭遇的各項潛在障礙與促進因素。

制定實施策略時，這些理論框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幫助團隊預先找出並解決第一線執行上的潛在障礙。針對「能力」層面，管理層為放射科工作人員提供了詳細的教育訓練，確保每位員工都能透徹理解為何現代證據不再支持使用接觸性屏蔽。在「機會」層面，院方直接修改了標準作業流程，甚至從硬體環境中移除了不必要的屏蔽設備，讓新的行為模式成為唯一的物理選擇。

至於最具挑戰性的「動機」層面，團隊透過清晰的科學數據與透明的溝通指引，強化了員工向家屬解釋新政策的信心與意願。這種有系統的規劃，確保了政策在落地時能具備足夠的理論支撐與實務可行性。研究團隊並未將這項專案視為單純的行政命令發布，而是以混合研究方法進行實施過程的嚴密評估，特別將焦點放在病患、家屬以及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實際反應與回饋。

1614 次過往紀錄回顧與實施前的屏蔽率分析

回顧這項政策正式實施前七個月的影像紀錄，團隊透過回溯性分析共評估了 1614 次的放射攝影檢查。這些歷史數據為後續的成效評估建立了一個具體且客觀的比較基準線。數據顯示，在政策改變之前，男性病患的屏蔽使用率為 45%，而女性病患的屏蔽率則為 39%。這些數字反映出，即便醫學界已經開始對屏蔽的必要性產生疑慮，在實際臨床現場，防護具的使用依然是相當普遍的常態處置。

探究這些過往數據背後的原因，醫護人員過去在執行兒科影像檢查時，往往會出於防禦性醫療的考量，或是為了安撫焦慮的家長而主動提供屏蔽。這種做法雖然在科學上站不住腳，但在醫病溝通上卻被視為一種減少摩擦的捷徑。高達四成左右的屏蔽使用率，不僅代表了過往深厚的臨床習慣，也凸顯了接下來要全面將此比率降至零，是一項規模龐大且需要克服極大心理門檻的艱鉅任務。

這段基準期數據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於它量化了變革的起點。如果沒有這些清晰的數字作為對比，後續的政策推廣成效將難以被客觀衡量。從四成的普遍使用率，過渡到完全不提供任何接觸性屏蔽，這中間牽涉到數百名醫護人員日常操作習慣的改變，以及數以千計病患家屬的認知翻轉。這正是為何團隊必須仰賴嚴謹的理論框架來引導實施過程，而非僅憑經驗法則行事。

7581 名病患前瞻性調查顯示抗拒率僅 0.4%

政策正式上路後的七個月內，研究團隊改採前瞻性的方式，持續且系統性地收集了包含 7581 名病患的龐大調查數據。這項前瞻性調查的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這份涵蓋廣泛的樣本中，僅有極少數的 0.4%（共 31 人）對不提供屏蔽的新政策提出了疑問或關切。這個微乎其微的數字，強烈對比了實施前院方內部對於家屬可能產生恐慌與抗議的擔憂。

進一步檢視實際的執行狀況，在政策推動的前五個月內，現場實際發生強烈要求提供防護屏蔽的案例僅有 11 起。面對這些少數的要求，受過專業溝通訓練的醫護人員能夠運用最新的醫學證據，妥善向家屬解釋不使用屏蔽反而對病患更為安全的理由。更令人振奮的是，在度過了最初幾個月的適應期後，主動要求屏蔽的案例數量直接下滑，並在此後穩定維持在零。

第一線的真實數據證明了，只要具備妥善的溝通機制與透明的資訊揭露，大眾對於醫療輻射的疑慮是完全可以被安撫的。過去許多醫療機構不敢貿然廢除屏蔽常規，多半是基於對「家屬反彈」的預期性恐懼。然而，這份涵蓋超過七千名病患的實證數據清晰地打破了這項迷思，展示了病患與家屬對於具備科學依據的醫療決策，其實抱有高度的接受度與信任感。

理論引導實踐成功翻轉病患家屬的既有預期

檢視整段推行過程，以行為改變理論為引導的實施策略，在將現代醫學證據轉化為常規實踐上，展現了極為卓越的成效。徹底移除病患接觸性屏蔽的終極目標，最終在幾乎沒有引起病患及其家屬擔憂的情況下順利達成。這項結果不僅在臨床操作上取得了成功，更在醫療管理與政策推廣層面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實務範例。

這項專案的成功，完全推翻了事前認為此項變革會引發重大阻力與社會不滿的預期心理。醫療機構在面對根深蒂固的傳統作業模式時，往往因為害怕引發爭議或醫病糾紛而選擇維持現狀。這種「理論與實務的脫節」——即明明知道有更好的醫學證據，卻無法落實於臨床實踐——一直是現代醫療品質提升的一大瓶頸。此次變革順利推動的關鍵，正是因為團隊沒有低估習慣改變的難度，並動用了最嚴謹的科學工具來進行變革管理。

澳洲第四級兒童醫院的成功經驗，為全球其他仍在觀望的醫療影像部門打了一劑強心針。這段從證據到實踐的旅程明確展示了，只要透過科學化的行為理論進行溝通與流程設計，即便是最具挑戰性且違背一般大眾直覺的政策轉變，也能夠平順且高效地完成落地。未來的臨床政策推行，都應該借鑑這種以理論為基礎、以數據為導向的務實作法。

運用行為理論框架，醫療機構可有效克服變革阻力，將最新臨床證據平順轉換為常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