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We Really Know What Justification Is? Rethink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Medical Imaging.

全球每年執行的 36 億次醫療影像檢查中，高達 20% 至 50% 被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認定為「非必要」（unjustified）。《醫療影像與放射科學期刊》（JMIRS）最新刊登學者 Makgato Moyahabo 的研究指出，第一線放射師在面對不當檢查要求時，往往因為體制因素無法主動介入。這項數據揭露了醫療影像領域長期被忽視的結構性問題：「正當性」（Justification）的評估責任究竟歸屬何方？

每年 36 億次影像檢查下的正當性定義重構

在醫療輻射防護的實務運作中，「正當性」與「最佳化」（Optimization）是兩大核心支柱。多數醫療從業人員將精力集中於最佳化階段，也就是透過 ALARA（合理抑低輻射劑量原則）的技術手段來減少患者曝露。然而，Makgato Moyahabo 的研究點出一個盲點：如果一項影像檢查從一開始就不具備正當性，那麼後續的劑量最佳化便毫無意義。即使使用最低的輻射劑量，只要檢查本身無法改變臨床處置，對患者造成的曝露就是純粹的風險。

醫學影像技術在過去二十年呈現爆炸性成長，斷層掃描（CT）與核子醫學檢查的普及，使得人均醫療輻射曝露量急遽攀升。在這波增長中，轉診醫師（referring physicians）與放射從業人員對「正當性」的認知出現分歧。臨床醫師往往基於防禦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或患者要求而開立檢查單，而執行檢查的放射師則處於被動接收指令的狀態。

這種將正當性簡化為「臨床醫師開單，放射科執行」的二分法，嚴重削弱了放射專業人員在醫療體系中的價值。研究強調，正當性不應該被視為單一時間點的行政勾選，而是一個跨越轉診、協議、執行到報告的連續性決策過程。放射師作為實際操作儀器並將游離輻射施加於患者身上的人員，在法律與倫理上都無法完全免除評估正當性的責任。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CRP 的三層評估架構

要理解醫療影像的權責劃分，必須回歸 ICRP（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所制定的三層正當性架構。第一層為「廣泛性正當性」（General Justification），確認某項技術在醫療上的整體益處大於輻射危害；第二層為「特定程序正當性」（Generic Justification），針對特定症狀或疾病群體，制定標準化的影像檢查路徑；第三層則是「個體正當性」（Individual Justification），也就是針對單一特定患者，評估該次檢查是否絕對必要。

目前的體制痛點集中在第三層個體正當性的執行層面。臨床醫師具備患者完整的病史與理學檢查資訊，理應掌握正當性的初步決定權。然而，他們往往缺乏對游離輻射風險的深度理解，甚至對不同檢查型態的輻射當量存在誤解。相對地，放射師具備深厚的輻射劑量學與影像物理學知識，卻缺乏干預臨床決策的權限。

Moyahabo 在文章中指出，放射師每天處理數以十計的第三層個體正當性評估，當他們發現檢查單上的臨床適應症與所要求的影像部位不符時，往往陷入倫理困境。如果強制執行，違反了輻射防護的最高指導原則；如果拒絕執行，則面臨跨越專業界線的指責。這種知識與權力的錯位，是導致不必要輻射曝露居高不下的主要結構性原因。

臨床階層體系對醫療影像專業認同的壓抑

探討正當性的落實，不可避免地會觸碰到社會學層面的「專業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ty）議題。長久以來，醫療影像科學在傳統醫學階層中，常被限縮於「技術執行者」的角色。這種歷史遺留的定位，使得放射師在面對權威結構時，傾向於採取服從的態度，而非以平等的臨床合作夥伴自居。

Moyahabo 的分析表明，專業認同的薄弱是阻礙放射師行使正當性把關的關鍵。當放射師將自己的核心價值建立在「獲取高品質影像」與「維持設備運轉效率」時，他們就會不自覺地將正當性的責任外包給開單醫師。研究中的訪談與文獻回顧顯示，許多放射師即使具備判斷不當檢查的專業能力，也會因為害怕破壞醫病關係或引發跨部門衝突而選擇噤聲。

此外，工作流程的極度壓縮也加劇了這個問題。在現代醫療機構中，放射科的排程往往以分鐘為單位計算。在追求高週轉率的管理指標下，停下來質疑一張檢查單的合理性，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耗費龐大的溝通時間成本。這種將效率置於正當性之上的組織文化，進一步剝奪了放射從業人員發展獨立專業認同的空間。

歐盟與北美推動 CDSS 軟體系統的實務數據

為了解決人為溝通的摩擦成本，歐美醫療體系近年大量導入 CDSS（輔助醫師評估檢查必要性的軟體工具）。根據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的規範，特定的高階影像檢查必須透過整合了「適用性準則」（Appropriateness Criteria）的 CDSS 系統來開立。數據顯示，這類資訊系統的介入，確實能在初期將不適當的影像檢查比例降低 15% 至 20%。

然而，Moyahabo 的觀點提醒我們，科技工具並不能完全取代專業人員的實質把關。CDSS 系統的核心邏輯依賴於醫師輸入準確的臨床資訊，如果使用者為了快速通過系統審核而輸入「萬用代碼」或籠統的症狀描述，系統的防線就會輕易被瓦解。這種現象被稱為「警報疲勞與系統博弈」（Alert Fatigue and System Gaming）。

在這樣的科技環境下，放射師的角色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變得更加關鍵。他們必須從傳統的設備操作者，轉型為系統決策的最後一道防線。當 CDSS 系統無法攔截那些形式合法但實質不合理的檢查時，具備高度專業認同的放射影像從業人員，就必須運用其臨床判斷力來填補演算法的盲區。

賦權第一線放射從業人員的教育與政策轉型

要徹底改變醫療影像領域的現況，必須從教育體系與機構政策雙管齊下。Moyahabo 呼籲，大學的放射科學教育不應只停留在解剖學、物理學與設備操作，必須大幅增加臨床決策、倫理思辨與跨部門溝通的學分。唯有從學生時期就建立起「我們是輻射安全決策者」的自我認知，才能在進入職場後具備挑戰不合理指令的底氣。

在機構政策層面，醫院管理層必須建立具備法律效力的「暫停機制」（Stop Protocol）。當放射科從業人員發現明顯缺乏正當性的檢查要求時，應該有明確的制度保障他們拒絕執行的權利，且免於受到行政處分或職場報復。這需要放射科醫師與放射師之間建立堅實的夥伴關係，共同對抗不合理的轉診壓力。

正當性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科學名詞或法規條文，它是醫療影像專業認同的核心所在。重新定義正當性，意味著重新審視放射師在醫療體系中的價值。只有當每一位握有啟動按鈕的放射從業人員，都清楚認知到自己的決策重量時，醫療輻射防護的安全網才算真正建立。

醫療影像的正當性把關不能僅依賴開單醫師或軟體系統，唯有建立第一線放射人員的專業自主權與否決機制，才能從根本阻絕非必要的輻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