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ing of CSF-Venous Fistulas at the High and Low Ends of the Spine: Techniques and Case Examples [CLINICAL]

Madhavan, A. A., Kodet, M. L., Maya, M. M., Schievink, W. I., Huynh, T.

View Original ↗
AI 導讀 academic XR 重要性 4/5

打破胸椎迷思:透過微調側臥位脊髓攝影參數,精準捕捉顱底與薦椎的隱匿型腦脊髓液靜脈瘻管。

  • 近 10% 的 CVF 隱藏在頸椎上端與薦椎,常規胸椎視野常導致致命漏診。
  • 針對顱底需採用頭低位加上頸部過度伸展,以防止顯影劑流入顱內引發併發症。
  • 薦椎端的動態 DSM 減影能有效區分良性塔羅夫囊腫滯留與真正的靜脈洗出。

超過 90% 的腦脊髓液靜脈瘻管發生在中段胸椎,這使得常規側臥位脊髓攝影幾乎放棄了對顱底與薦椎的探索——然而,本文影像證據顯示若不針對頭尾端微調顯影劑流體力學,我們將漏診這群佔比近 10% 的非典型漏口。本篇由 Cedars-Sinai 與 Mayo Clinic 團隊發表的技術指引,正是要打破這個解剖學上的診斷死角,讓無解的低腦壓病患獲得新生。

脊椎兩端佔比近 10% 的解剖學死角

探討 SIH(自發性顱內低壓:腦水流失致腦部下沉)的病因時,放射科醫師的觀念在過去十年經歷了巨大轉變。我們從尋找明顯的硬腦膜撕裂與大範圍硬膜外積水,轉向尋找微小且隱匿的 CVF(腦脊髓液靜脈瘻管:硬膜破洞直通靜脈)。由於人體胸椎神經根袖的解剖特性與硬膜外靜脈叢的豐富程度,絕大多數的瘻管集中在胸椎段。這導致臨床上發展出一套高度特化的標準化檢查流程,幾乎所有醫學中心都將影像視野(FOV)與顯影劑的重心鎖定在中段與下段胸椎。

針對常規技術的侷限性,作者團隊提出了一個關鍵的臨床叩問:當病患具有典型的直立性頭痛,且腦部磁振造影顯示硬腦膜顯著強化與腦幹下沉,但全胸椎的精密檢查卻毫無發現時,我們該往哪裡找?這篇文章的重點正是將目光移向脊椎的極端位置——高達顱底與頸椎交界,低至薦椎與尾骨。這些區域的靜脈引流路徑與胸椎截然不同,且在標準的平躺或微傾斜側臥姿勢下,高比重的含碘顯影劑根本無法有效填滿這些區域的神經根袖。

仔細審視這種解剖學上的盲點,我們必須理解顯影劑在蛛網膜下腔的流體力學。常規使用的水溶性顯影劑比重高於一般腦脊髓液,這意味著「重力」是決定顯影劑走向的絕對主宰。當病患側臥時,胸椎自然的後凸(kyphosis)會形成一個低谷,顯影劑自然會在這裡匯聚。相反地,頸胸交界處與薦椎端相對處於高位或容易被解剖構造阻擋,導致濃度不足,無法在靜脈端產生足夠的對比度,這正是漏診高低兩端瘻管的根本原因。

針對高低端微調的側臥位脊髓攝影參數

要克服上述的物理限制,核心解方在於靈活運用 DSM(數位減影脊髓攝影:連拍相減看顯影劑流動)的擺位技巧。文章中指出,傳統的 DSM 為了避免顯影劑流入顱內造成化學性腦膜炎或癲癇,通常會限制檢查床的頭低腳高(Trendelenburg)傾斜角度。但如果要評估顱底與上頸椎的瘻管,我們必須大膽且精準地打破這個限制。操作者需要將檢查床傾斜至極端的角度,同時利用病患頸部的過度伸展(hyperextension)來作為物理屏障,將顯影劑精準鎖在枕骨大孔以下。

進入實務操作層面,顯影劑的劑量與注射速率也需要相應微調。一般胸椎 DSM 可能僅需 10 到 15 毫升的顯影劑即可達到良好的神經根袖充填,但為了將液體推向極端位置,有時需要利用生理食鹽水進行追趕(chaser)或是分次注射。更重要的是呼吸控制,因為 DSM 的原理是將充盈前的骨骼影像扣除,任何微小的呼吸運動都會在頸肩交界處或骨盆腔產生嚴重的假影。作者建議在造影前讓病患進行過度換氣,並在連續曝光的 10 到 15 秒內維持絕對的閉氣狀態。

若將視野轉向 CTM(電腦斷層脊髓攝影:打顯影劑後掃高解析斷層),其優勢在於極高的三維空間解析度。對於薦椎端的複雜解剖構造,尤其是重疊的腸骨與骨盆腔靜脈叢,CTM 能夠提供 DSM 無法匹敵的截面資訊。然而,CTM 缺乏時間解析度,無法動態顯示顯影劑從蛛網膜下腔「洗出」至靜脈的瞬間。因此,作者強烈建議在極端位置的評估上,DSM 與 CTM 不應被視為互相排斥的工具,而是需要根據病患的配合度與解剖特徵進行互補使用。

顱底瘻管在 Figure 1 的靜脈引流路徑

針對顱底部位的影像特徵,文章透過 Figure 1 精彩展示了上頸椎與枕骨大孔區域的非典型靜脈引流。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頸椎的硬膜外靜脈叢會透過椎靜脈與頸內靜脈系統回流。當高位 CVF 發生時,我們會在 DSM 減影影像上觀察到一條異常粗大的靜脈束,直接從高位神經根袖(例如 C1 或 C2)向外噴射,並迅速顯影頸靜脈球(jugular bulb)或周邊的靜脈叢。這種顯影速度之快,通常在顯影劑抵達該神經根的 2 到 3 秒內就會發生。

深入探討這些高位瘻管的成因,部分可能與先天性神經根袖發育異常或局部的微小創傷有關。在判讀這些影像時,放射科醫師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區分「真正的瘻管」與「正常的硬膜外靜脈叢顯影」。少量的硬膜外顯影有時是穿刺過程造成的滲漏,但 CVF 的決定性特徵在於其「單向且快速的管狀引流」。Figure 2 進一步對比了正常與異常狀態下的流體動力學,強調在高速連拍(每秒 1 到 2 張)下捕捉初始洗出瞬間的重要性。

為了確保高位攝影的安全性,臨床醫師必須在檢查台上保持高度警戒。當螢幕上顯示顯影劑逼近斜坡(clivus)或基底池時,必須立即將檢查床恢復平坦或頭高腳低姿勢,並準備好應對可能的急性頭痛或噁心反應。儘管存在風險,但對於那些經歷多次胸椎介入治療失敗、且反覆承受低腦壓折磨的病患來說,這種針對顱底的積極探索往往是他們重獲生活品質的唯一希望。

薦椎端 Figure 3 影像與塔羅夫囊腫的鑑別

將焦點轉向脊椎的另一端,薦椎區域的 CVF 診斷同樣充滿陷阱。傳統腰椎穿刺通常在 L3-L4 或 L4-L5 進行,顯影劑注入後會自然向下沉積在薦椎的硬膜囊底。然而,多數常規攝影的視野下緣僅停留在 L5,這直接導致了薦椎區域被長期忽視。要正確評估這個區域,操作者必須採用反向的頭高腳低(reverse Trendelenburg)傾斜,甚至讓病患呈現半直立狀態,以確保極端底部的神經根袖承受最大的靜水壓。

在此區域,Figure 3 揭示了一個極度重要的臨床鑑別診斷:塔羅夫囊腫(Tarlov cyst:薦神經根的良性水囊)與真正靜脈瘻管的差異。薦椎是神經根袖擴張與囊腫的好發地帶,當高濃度顯影劑填滿這些囊腫時,在未減影的 X 光片或 CTM 上看起來非常像是一大團異常的漏水。許多經驗不足的醫師會將其誤認為硬膜外積水或瘻管,進而安排無效的血液貼片(blood patch)治療。

這正是 DSM 展現其核心價值之處。文章強調,單純的液體積聚(如囊腫)在動態減影影像上會呈現靜態的對比度滯留,邊緣平滑且不會向外擴展;而真正的薦椎 CVF 則會在一片黑色的減影背景中,像樹根一樣迅速向外蔓延,顯影薦前靜脈叢(presacral venous plexus)或髂內靜脈的分支。這種動態洗出的證據是確診的黃金標準,也直接決定了後續神經外科手術或血管內栓塞的治療靶點。

技術限制與 Table 1 的輻射劑量權衡

儘管針對高低端的微調技術能大幅提升極端位置瘻管的檢出率,我們仍必須正視這套方法在臨床實務上的限制。首先是輻射劑量與顯影劑總量的雙重考量。Table 1 總結了在單一療程中進行多次 DSM 攝影的累積風險。為了覆蓋雙側的頸椎、胸椎至薦椎,病患可能需要接受高達 6 到 8 次的減影連拍,這不僅推高了皮膚輻射劑量,也使得鞘內注射的碘總量逼近安全上限。

其次,病患的體型與配合度是決定影像品質的關鍵變數。對於重度肥胖或患有嚴重退化性脊椎側彎的病患,側臥位時脊椎的旋轉會導致硬膜囊與靜脈叢的重疊關係變得極度複雜,大幅降低 DSM 的減影品質。在這種情況下,操作者必須適時果斷地切換至 CTM,利用斷層重組技術來彌補二維投影的先天缺陷。作者坦承,目前對於何時該放棄 DSM 轉而依賴 CTM,仍高度仰賴各醫學中心資深放射科醫師的個人經驗。

作為一線的放射科同行,我們在應用這些進階技術時應具備清晰的戰略思維。對於初診的 SIH 病患,標準的雙側胸椎 DSM 仍是不可撼動的基石。然而,當常規檢查結果為陰性,且我們手中握有強烈的臨床與 MRI 證據支持漏水存在時,我們就不應輕易寫下「未見明顯異常」的報告。相反地,我們應該主動將病患重新推回檢查台,調整那幾十度的床面傾斜,向脊椎的極端地帶尋找答案。

若常規胸椎攝影皆為陰性且病患仍有典型直立性頭痛,請毫不猶豫地微調床面傾斜角度與顯影劑比重,向顱底與薦椎尋找那隱匿的靜脈引流。

Abstract

CSF-venous fistulas are a common cause of spontaneous intracranial hypotension. Most CSF-venous fistulas occur in the thoracic spine, and recently described myelographic techniques have been primarily tailored to localize fistulas in this location.1 –4 However, a small subset of CSF-venous fistulas can occur at the superior or inferior ends of the spine, ranging from the skull base to the sacrum. In this Video Article, we discuss modifications to decubitus myelography needed to safely and confidently diagnose CSF-venous fistulas at the extremes of the spine, including the skull base and sacrum.5 –7 We also show unique case examples of these relatively uncommon leaks, which were found using decubitus digital subtraction or CT myelography with simple technical modifications.